病历缺失到「做不了鉴定」的程度,法院可以直接推定医院有过错。这起案件走完了从 80% 到 100% 的全过程,每一步都值得对照。
2015 年 8 月,河南平顶山。一名男婴出生,五天后出现异常,被送进儿科。出院诊断上多了七个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从 2015 年 8 月到 2018 年 7 月,他先后 14 次住院。2018 年的鉴定意见写得很直白:中度精神发育迟缓,五级伤残,部分护理依赖。之后又确诊癫痫,再添一个六级伤残。
这十年里,这个家庭同时在做另一件事:打官司。
从起诉到终审,八年,四份裁判。最后一份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医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 112.9 万余元。
让这个结果翻过来的不是医学判断。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没有一份医疗损害鉴定意见。
2017 年 8 月,孩子父母起诉,索赔 160.7 万余元。
有没有过错、过错和损害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法官判断不了,要靠鉴定机构。
新华区法院先后五次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做医疗损害鉴定。五次,全部被退回,没有一份鉴定意见出具。
退回的理由五次都一样:送检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存疑。
先看缺了什么:关键的胎心监护图缺失;部分病历没有姓名、没有住院号;有一份病历完全褪色,看不出有效信息。
再看对不上的地方:产妇做的是无痛分娩,医院却没有麻醉记录单,用了什么药、什么时间、什么反应,全部无法查明;医院使用了催产素引产,却没有静脉滴注观察表;病程记录与产程图上关于胎心下降的时间,差了 10 分钟。
还有不一致。纸质病历与电子病历多处不一致,签名、检查项目、记录内容都有出入。此外还有吸氧无医嘱、医嘱补录不规范、胎膜破裂时间记录矛盾。
胎心监护、麻醉记录、催产素观察,正是判断新生儿脑损伤成因最要紧的三段记录。缺了它们,鉴定机构什么也判断不了。
患方主张医院伪造、篡改、隐匿病历。医院否认,理由是四条:口头医嘱、设备限制、纸张褪色、系统升级。
医疗纠纷里,很多人以为病历出问题,就得证明医院"改了"。这个想法很自然,但走不通。
病历瑕疵分轻重,后果差得很远。本系列上一篇讲的是轻的一头:电子病历的记录时间对不上,被认定为书写不规范,够不上推定,最后只判了 30%。这一篇讲的是重的那头。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列了三项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
第二项和第三项是两回事,门槛也不一样。要够上第三项的"篡改",得证明确实做了实质性改动,实践中极难证明。第二项不一样,它说的是"隐匿或者拒绝提供"。
司法解释把这一项的操作步骤写得很具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患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机构提交由其保管的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等,医疗机构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但是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除外。
请注意这里的结构。它不要求你证明医院藏了什么、为什么要藏。触发条件只有一个程序动作:法院指定期限,期限届满仍未提交。
回过头看医院的四条辩解,性质就很清楚了。口头医嘱、设备限制、纸张褪色、系统升级,说的都不是"我改了没有",而是"我拿不出来,但不是故意的"。四条都在往同一个地方使劲,就是那条但书: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提交。
四条都没有被采纳。
本案检察院最终认定的是:医院未依法履行病历制作与保管义务,存在隐匿或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病历资料的情形,依法应当推定其存在过错。走的是第二项。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审级对同一份病历的定性并不一致:重审一审认定篡改、伪造,检察机关与终审认定隐匿或拒绝提供。项号不同,结论都是推定有过错。
你不需要证明医院篡改了病历,那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需要做的,是把病历完整到什么程度、还缺哪些,摊在法庭上。
接下来的事,是本案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2021 年 8 月,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这份判决已经明确写明了"推定案涉医院存在过错"。
结果只判了 80%,赔偿 83 万余元。
很多人以为,推定过错就等于医院全赔。不是这样。
推定过错解决的是"有没有过错"这一层,它把患方最难举证的那一环直接免掉了。但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过错在损害后果里占几成。
这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
二审给出的减责理由是八个字:分娩有风险、脑瘫成因复杂。听上去合情合理,法律上却站不住。
原因在举证责任。上述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得清清楚楚: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换句话说,医院想减责,得自己举证证明存在某种可以归责于患方的原因。它证明不了,就不存在减责的事实基础。
"分娩有风险"是一个医学常识,不是本案的证据。用它来减 20%,等于把举证责任的担子又推回给了患方。
再补一句背景。司法解释把原因力大小分成六档,本案终审认定的全部责任,对应的是第一档。
需要说明的是,走到 100% 的是少数。多数病历瑕疵案件,法院在推定过错之后还会酌定一个责任比例。本案能到 100%,是因为抗诉把"找不到可归责于患方的原因"这一点彻底坐实了。
改判这件事,是检察机关做的。
再审申请被河南高院驳回后,孩子父母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2024 年 8 月,平顶山市检察院受理。
检察院做了几件在民事诉讼里不常见的事。
第一件,调取了卫健部门对这个案的行政处罚卷宗。查实的结果:2022 年 1 月,因存在涂改病历、隐匿关键诊疗记录等违法情形,这家医院和主治医生都被依规处罚过。
这一条的分量在于,病历问题不是患方的一面之词,而是行政机关已经作出过认定的事实。进了民事程序,它就是一份分量很重的证据;是否采信,仍由法院结合全案判断。
第二件,补充调取了与患儿母亲同期、在这家医院生产、采取同样分娩方式的 5 名产妇的病历,做比对。
这一步很关键。单独看一份病历,医院说"设备限制、系统升级",听上去至少有解释空间。
可如果同期、同院、同分娩方式的五份病历,该有的记录都有,唯独这一份没有,"客观原因"这个说法就站不住了。检察院据此认定,医院隐匿与纠纷有关病历的主观故意较为明显。
第三件,检察官走访了康复机构,核查了银行交易明细,把院外康复费用实际发生的证据固定下来。
2025 年 7 月,河南省检察院组织召开听证会。7 名来自民法学、医疗鉴定、妇产儿保领域的专家听证员,在听取双方陈述和申辩后,一致认为医院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院外康复费用应当酌情支持。
2025 年 10 月,河南省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终审判决采纳了全部抗诉意见:全案并无证据证实患儿一方存在过错,损害后果并非多因一果所致,二审酌定 80%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所以你看,把 80% 改成 100% 的,不是"推定过错"这个规则本身,二审早就在用了。真正起作用的是另一句话:没有任何可以归责于患方的原因。
二审除了减责,还驳回了一项诉求:院外康复费用。理由是缺乏正规票据。
这个理由在现实里很要命。公立医院康复资源紧张,很多家庭只能去民营康复机构,这类机构往往开不出正规医疗票据。票据不合格,费用就不认,等于把一个家庭最实在的支出一笔勾销。
检察院不认可这个处理。抗诉意见指出,二审以无正规票据为由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时却又告知可以另行主张,等于让当事人再打一场官司,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造成程序空转。
终审判了支持。
认定靠的不是某一张票据,而是一组证据:孩子父母提交的康复照片、签到表、转账记录,加上检察机关走访康复机构、核查银行明细形成的调查结论。几项凑在一起,足以证明这笔钱确实花了,而且花得必要、合理。
给患方的提醒很具体:康复从第一天起就要留痕。每次去的照片、机构的签到表、付款的转账记录,能留一样是一样。不要等打官司时才想起来补。
看过这个案子,落到操作层面,有四件事值得做。
你不申请,法院不定限期,这一条就落不了地。申请时把要求写具体,写清楚要哪几份。
病历问题如果同时构成行政违法,卫健部门大概率已经查过。行政处罚决定可以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提交。
是否采信由法院结合全案判断。但比起你在法庭上争论"它到底改没改",性价比高得多。
还有一点提醒。申请鉴定时把事项写具体,写明质疑哪些记录、缺了什么。笼统写成"病历真实性鉴定",鉴定机构无从下手。
这个案子从起诉到终审,八年。患方赢的不是一个医学判断,而是一个程序问题:病历不完整到做不成鉴定,这个后果该由谁来担。
制作和保管病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病历缺了,不是患者来承担鉴定做不成的后果。
说得更直接些。知情的是医生,记录的是医院,保管病历的也是医院。你唯一能做的,是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把那份病历固定下来。
越早越好。
本文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病历问题的处理时机与个案的证据状况密切相关,建议咨询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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